【泰山题刻所见明清三教观念的文学表达】以“聪明正直”与“一拳石”石刻为中心

泰山题刻所见明清三教观念的文学表达

以“聪明正直”与“一拳石”石刻为中心

范福顺

（山东省泰安市委老干部局一级调研员，山东省 泰安市 271000）

摘要：以往关于泰山三教关系的研究，多立足于宗教史、地域文化史视角，较少关注泰山摩崖题刻文本自身的文学书写与思想意蕴。本文以泰山碧霞祠后盘道旁一块半人多高天然石上“聰明正直”“一拳石”同石两面题刻为核心文献，兼及经石峪儒经题刻、岱顶孔子庙、司里山“三教通连”龛像及少林寺《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等石刻材料，辨析“三教合一”与“三教和一”的概念分野。研究认为，明清士人在泰山题刻之中，并非追求儒释道教义层面的熔铸合一，而是立足于题刻这一文学载体，在保留各家思想边界的前提下，于劝善、贵生、尚和的价值层面达成精神融通。“聰明正直”以儒家经语界定神格，题写者崇德周干其人不详，这一“无考”本身折射出碑刻书写群体的社会广度；“一拳石”为清初孔子六十三代孙、泰安学正孔贞瑄所题，其以“真泰山”命名此石的阐释行为，将庄严的神格宣示转化为带有文人趣味和自省意识的景观书写。经石峪的佛儒并刻、岱顶孔子庙由道士看守的空间安排，与少林寺碑“三教一体”的合一取向形成对照，共同呈现了泰山石刻中“和一”书写的多元形态。同一石面上多重题刻的层累与再阐释，以及泰山石刻“和一”书写对清代及后世泰山文献的持续影响，为探究士人借摩崖题记表达三教观念，提供了珍贵的石刻文献样本。

关键词：泰山题刻；碑刻文学；三教和一；明清士人；石刻文献

一、问题的提出

泰山不仅是封禅大典的政治圣地，亦是历代文人登临题咏、挥毫刻石的文学场域。大量摩崖题记与碑铭留存至今，构成了泰山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三教思想，渗透于泰山各类石刻文本之中。

学界对于泰山三教关系已有丰厚积累。刘慧《泰山宗教研究》系统梳理泰山宗教发展脉络，厘清佛道二教在泰山传播的历史轨迹[3]；陈锋阐释泰山文化所承载的“贵和尚中”民族精神[2]；叶小文概括中国古代宗教“多元通和”的精神特质[1]。周郢致力于泰山碑石文献考释，发掘石刻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4]；高强梳理祖珍禅师与泰山地方文化的互动[6]。另有多篇专题论文讨论泰山三教融合、和合文化等议题[5][8]。

既有研究多从宗教史、民俗史角度解读泰山三教并存现象，将石刻视作宗教信仰的实物佐证，较少把泰山题刻本身作为文学文本加以审视。学界常沿用“三教合一”这一表述，却较少追问：明清士人镌刻于泰山崖石之上的文字，究竟在何种层面书写三教关系？是追求教义的消弭融合，还是在保留思想分野基础上实现精神相和？

本文立足泰山石刻文献，以碧霞祠后盘道旁半人多高天然石上“聰明正直”“一拳石”同石两面题刻为核心，结合经石峪、岱顶孔子庙、司里山摩崖造像及少林寺碑刻等材料，从碑刻文学书写的角度，辨析“三教和一”与“三教合一”的差异，考察明清士人借由泰山题刻表达的三教观念，挖掘石刻文本背后的士人的思想世界。

二、层累的书写：泰山题刻的文化语境

泰山石刻的一大特质，在于文化的层累叠加。不同时代的题刻、碑铭，叠刻于同一山体、同一崖壁，后世书写并不完全取代前代遗存，而是与古并存，形成连续的文本序列。岱庙之内，汉柏与宋天贶殿、历代碑碣共处一院，便是此种文化层累的实物写照。

从空间上看，泰山山体形成了独特的题刻分布格局。山脚普照寺一带多僧徒碑记，山腰崖壁遍布士人登临抒怀的题记，岱顶则汇集碧霞祠、玉皇庙、孔子庙各类碑碣文字。这并非人为规划的结果，而是千百年间文人、僧道、官吏登临留题自然积淀而成。各类题刻文本共存于泰山的空间之中，儒、释、道思想在石刻书写里相互映照，却并不互相消解。

有学者将经石峪比作“碑文的屏幕”，不同时代的题刻如同后世所谓“弹幕”一般层累叠加。经石峪自北齐镌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后，历代题刻不断叠加，现存题刻多达数十处，其中明代题刻尤为密集。这些后起的题刻“不惟讨论《金刚经》的字体与年代，也涉及儒、佛二教在这片摩崖上所展开的某种竞争”[4]。然而，这种“竞争”并未导向一方对另一方的取代或消解，而是形成了佛经与儒经在同一石面上并置共存的文化景观。

这种“层累而非替换”的文化环境，构成明清士人书写三教观念的基础。摩崖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其核心特征之一便是与地理环境的紧密联系——诗刻于崖，眼中所见与诗中所咏两相契合，形成阅读纸本文献所不具备的情景交融效果。泰山的山石，既是信仰的载体，也是文学书写的媒介。士人登临泰山，借山石刻字，既可以抒发个人情志，也可以寄托对儒释道思想关系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摩崖文学具有跨时代的延续性，前人题刻，后人“跟帖”，经代不绝。同一方石面上的不同题刻，往往形成跨越时空的文本对话，这种对话并不追求思想的趋同，而是在并置中呈现多元意义的共存。这正是理解“聰明正直”与“一拳石”同石两面题刻的关键语境。

三、“和一”而非“合一”：泰山题刻中的三教书写逻辑

在泰山石刻文献的阅读语境下，有必要区分“三教合一”与“三教和一”两个概念。学界的既有讨论已注意到，“三教合一”通常并非意指三教各自思想的消解泯灭，而是在三教并行、各自基本特质不变格局下的思想相互融摄和补充。然而，这一表述在长期使用中仍容易导向“合为一体”的联想，模糊了三教各自思想边界在价值层面的独立性。本文提出“三教和一”的概念，旨在更精确地描述泰山题刻中所呈现的思想关系形态：“和一”，承认各家思想的固有边界，不谋求教义的完全等同，而是在价值实践层面形成可相通的精神共识。二者一字之别，折射出士人对于多元思想截然不同的理解。“合”预设了边界的消解，“和”则保留了边界的存续。

回溯历史，北朝至唐代，佛道在泰山传播，其间存在竞争博弈。唐代皇室崇道，道教势力一度兴盛，佛教亦借上层支持获得发展。入宋以后，真宗封禅泰山，官方信仰体系为三教的共存提供政治环境。降及明清，泰山的三教并存格局趋于稳定。反映在石刻文本中，士人题刻很少直接进行教义辩论，更多是在书写中容纳儒、释、道的精神资源。

此种书写得以成立，有三层内在缘由。第一，儒、释、道三家思想虽义理体系各不相同，但在劝善、贵生、尚和的价值取向上形成共通的精神指向。儒学“和而不同”，佛教倡慈悲向善，道教重阴阳和合，各家义理有别，但在世俗伦理层面可以相互呼应。士人在题刻之中，并不强求把三家学说熔铸为一套统一理论，而是撷取共通的价值予以表达。

泰山题刻提供了一种“弱共识”的书写场域。摩崖题刻本是即兴、凝练的文体，不必穷究各家义理的是非，重在价值情志的共鸣。此种共识有别于义理层面的强统一，近似学界讨论传统思想时所说“价值共许”，是士人文学书写中常见的折中路径。这种书写不强制消解思想差异，允许儒释道各自保留自身义理边界，只在现实价值层面达成调和。这正是泰山石刻文本中三教观念的重要特征。

第三，“敬天法祖”的本土文化传统，为石刻中的多元思想书写提供精神底色。中国传统士人，并不执着于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往往以入世崇德的眼光看待不同思想。反映在民间层面，普通信众既拜碧霞元君，亦礼佛烧香，同时恪守祭祖传统。民众并不纠结于教义分野，更看重现世的心灵安顿。这种民间信仰的底色，也潜移默化影响着文人的题刻书写。

需要说明，民间信仰仅为彼时的社会土壤，本文的考察重心始终落脚于士人题刻这一文学文本。普通民众的信仰行为，是社会现实；而文人将感悟镌刻于山石之上，是经过提炼的文学表达。泰山石刻文本中的三教观念，是士人对现实信仰世界的反思与书写，不等同于民间信仰本身。

由此可见，泰山题刻所呈现的三教关系，并非教义层面的“合一”，而是思想分野之下的“和一”。时间上，是历史演进形成的动态平衡；空间上，是山石崖壁之上的文本共存；实践层面，是士人借助碑刻文体，在保留各家思想边界的前提下实现精神融通。

四、石刻文本的层累与再阐释：“聰明正直”与“一拳石”

本文所据“聰明正直”“一拳石”题刻文字，据泰山博物馆藏拓片及实地摩崖勘录，文字基本完好。这组题刻位于碧霞祠后盘道旁一块半人多高天然石之上，石面两面各存题刻（见图1、图2）。据清人聂鈫《泰山道里记》载：“南側一石，高可一丈，南面刻一拳石三字，北面刻聰明正直四字。孔貞瑄謂之真泰山，取五嶽真形之義也。”[7]

图1 碧霞祠后盘道旁“聰明正直”题刻（作者实地摄）

该石面朝东略偏北，落款为“崇德周干书”。

图2 同石另一面“一拳石”题刻（作者实地摄）

该石面朝西南方向，风化较重，依稀可见红色字迹。

然而，笔者实地勘录所见，刻有“聰明正直”的一面基本上朝东方向略偏北，而非文献所载之“北面”。古人记方位多举其大概，或受当时观测角度影响。方位略有偏移，抑或后人修砌盘道时曾移动石向，亦未可知。今以实地勘录为准。石面刻“聰明正直”四字，落款为“崇德周干书”。该句取自《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士人援引儒家经语界定神格，是以儒释神的典型石刻书写。

关于题写者“崇德周干”，其人史传无详载。泰山景区官方石刻档案亦仅标注“在大观峰西侧自然石上，题刻年代不详”。这一“无考”本身值得思考：在泰山数以千计的摩崖题刻中，大量书写者并非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名公巨卿，而是来自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碑刻文学的研究意义，正在于它保存了传世文集所遗漏的书写实践。崇德周干虽身世不明，但他选择以《左传》经语题写碧霞祠旁的天然石，这一行为本身即表明：在明清泰山信仰场域中，儒家经义已成为界定神格、安顿信仰的通用思想资源，其使用不限于特定身份的士人群体。

石之另一面，朝向西南方向，则为清初孔贞瑄所题“一拳石”。孔贞瑄字璧六，号历洲，晚号聊叟，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三代孙。清顺治庚午举人，由泰安学正升云南大姚知县，究心经史，精算学、韵学，著有《聊园文集》《大成乐律全书》等，另撰《泰山纪胜》一卷，约成书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系统记载泰山五十余处自然与人文景观[8]。作为孔子后裔且任职泰安的士人，孔贞瑄对泰山掌故的熟稔程度远超一般登临者。

值得注意的是孔贞瑄在《泰山纪胜》中对这块石头的记载。他写道：

復銳石獨立，長不盈丈。南曰拳石，北曰聰明正直。循岩而上，有碑云：孔子小天下處。余曰：登泰山，小天下，杏壇，小萬世矣。[8]

又云：

真泰山，一石挺立，或題“聰明正直”四字，命之曰“真泰山”。世傳五嶽真形本此甚矣，人之好異也！[8]

这两段文字透露出关键信息：孔贞瑄面对这块石头时，其阐释重心并不在于“聰明正直”与“一拳石”之间的正反对立，而在于“真泰山”这一命名的意趣——一块其形如拳的小石，却被命名为“真泰山”，寄托着“取五岳真形之义”的文化想象。他以孔子后裔的身份，将“一拳石”与“孔子小天下处”的地理关联纳入视野，在“小天下”与“小万世”的经学话语中为这块石头赋予意义。

这意味着，同一石面上的两组题刻，其关系并非书写者之间的自觉对话，而是多重意义的层累与再阐释。崇德周干题“聰明正直”，是以儒家经语界定碧霞元君的神格，赋予这块石头庄严的道德意涵；孔贞瑄题“一拳石”，则是对前代题刻的回应性书写——他以“真泰山”的命名，将原本庄严的神格宣示转化为一种带有文人趣味和自省意识的景观书写。孔贞瑄的孔子后裔身份，使这一书写行为本身构成了一种儒家士人参与泰山多元思想场域的实践：他并未否弃“聰明正直”所承载的信仰意涵，而是在其上叠加了属于自己的阐释层次。

从“三教和一”的视角来看，这一石面上的题刻层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思想景观。碧霞祠后盘道这一空间，本身即是道教信仰的核心场域。崇德周干以儒家经语在此题石，孔贞瑄以孔子后裔身份在此书写，道教信仰空间容纳了儒家士人的文字实践，而题刻文本所表达的价值——神格的正直与士人的自省——在劝善与尚和的层面上彼此呼应，却各自保持着思想来源的独立性。这正是“和一”而非“合一”的生动例证：儒家士人参与道教信仰场域的书写，并不意味着儒道思想的教义融合，而是在保留各自思想边界的前提下，于价值层面形成了可相通的精神表达。

五、泰山石刻中的“和一”书写谱系

“聰明正直”与“一拳石”并非孤立个案。在泰山石刻文献中，尚有多处题刻与空间安排共同呈现了“和一”式的三教书写逻辑。以下择其要者，略作疏证。

（一）经石峪：佛经与儒经的同石并置

经石峪位于泰山斗母宫东北，核心是北齐镌刻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经面积达两千余平方米，被认为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自明中叶开始，文士陆续在佛经周围镌刻儒家经典。汪坦在《金刚经》旁刻《诗经·周颂·般》一章，其跋语称“泰山之麓，平石纵横数十丈，刻佛家语，呼为经石。余乃书《诗·般》一章刻之”，并引《舜典》《王制》关于巡狩四岳之制，论证“是诗为登岱而颂无不可，而刻之于此固无不宜”。万历六年，李邦珍在经石峪刻“经正”二大字，跋云：“孟軻氏云：‘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石上之經亦經也，今以聖經反之，故曰‘經正’。”此外，明人所刻《大学》一章亦镌于经石峪摩崖之上。

有学者将经石峪的题刻现象概括为“儒、佛二教在这片摩崖上所展开的某种竞争”，然而细审之，这种“竞争”并未导向一方对另一方的消解，而是形成了佛经与儒经在同一石面上的并置共存。汪坦以《诗经·周颂》为“登岱而颂”的合理选择，李邦珍以“圣经”反“石上之经”，二者皆以儒家经典为经石峪的题刻增添了新的阐释层次，却均未否弃《金刚经》本身的存在。这正是“和一”而非“合一”的典型形态：佛经与儒经各自保持经典属性，在“经”这一共同范畴下形成对话，而非熔铸为一种混合教义。

（二）岱顶孔子庙：儒家在道教核心场域的制度化实践

孔贞瑄以孔子后裔身份在碧霞祠后题写“一拳石”，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嘉靖年间，朱衡首倡在岱顶修建孔子庙，至万历十四年方告建成。查志隆在《岱巅修建孔庙议》中明确规划：“于殿内设立孔子神座神主，正中南向；而东西配以颜、曾、孟，并入子思各神座神主，东西相向，一如学宫之制”，并规定“仍殿傍构道房三间，责令本山道士二名，常住看守，报名在官，以便稽查”[9]。

这一安排极为值得玩味：孔子庙建在岱顶道教核心区域，其祭祀仪轨“一如学宫之制”，保持儒家的独立性；然而日常看守之责却交由道士承担。这意味着，儒家士人不仅在道教信仰空间题刻文字，还在其中建立了制度化的祭祀空间，而道教人士亦参与其日常维护。这正是“和一”在制度层面的体现——儒道各自保持祭祀仪轨的独立性，却在空间上形成了共生关系。孔子庙与碧霞祠、玉皇庙同在岱顶，各有其祭祀传统与信仰空间，却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共同构成了岱顶多元信仰的空间格局。

（三）司里山“三教通连”龛像：石刻文本中的三教并祀

由泰山向外拓展，东平司里山摩崖造像，可作为泰山文化圈的重要旁证。司里山属于泰山文化辐射范围，留存北齐至宋代摩崖造像。其中东崖宋代“三教通连”龛像，开凿于北宋嘉祐二年，呈现释迦牟尼居中、孔子（文宣王）居西、老子居东的同龛共祀布局，每尊主像左右各立一身弟子像（见图3）。据记载，造像多有铭文，是我国北方最早的“三教通连”摩崖龛像，对于研究三教融和发展的历史具有一定价值。

图3 司里山宋代“三教通连”龛像（作者实地摄）

图示释迦牟尼居中，孔子（文宣王）居西，老子居东。

如果说泰山这组两面题刻，以一石两面的文本层累书写三教“和一”；司里山造像题记，则在同一龛窟的文字中，将儒释道并立的观念凝定下来。龛像中三教创始人同龛并祀，却各自保留其身份标识——释迦为佛，孔子为文宣王，老子为道祖——这种“并祀而不混同”的安排，与泰山题刻中“层累而不消解”的书写逻辑如出一辙。从泰山题刻到司里山造像题记，可见泰山文化圈内，士人、信众以石刻载体表达三教和一观念的实践脉络。

（四）少林寺《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作为对照的“合一”类型

为使“和一”与“合一”的辨析更具说服力，有必要引入一处“合一”类型的典型例证作为对照。少林寺《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刻于明嘉靖四十四年，由明世子朱载堉题写。碑上刻有混元三教九流图，图中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三教创始人融为一体，整体看为一尊佛像，遮住一边则分别显出道教和儒教人物形象。赞语曰：“佛教見性，道教保命，儒教明倫”“三教一體、九流一源、百家一理、萬法一門”。

与泰山石刻相比，少林寺碑的“合一”特征鲜明：它在视觉上将三教创始人融为一体，在文本上明确主张“三教一体”，追求的是教义层面的熔铸。而泰山经石峪的佛儒并刻、碧霞祠后的儒道共存、岱顶孔子庙由道士看守的空间安排，则是在保留各自边界前提下的并置与共生。两相对照，“和一”与“合一”的差异便一目了然：前者以“和”存异，后者以“合”求同。

六、余论：石刻书写的思想史意义与当代启示

（一）对清代及后世泰山书写的直接影响

孔贞瑄《泰山纪胜》对“一拳石”的阐释，本身即是明清士人三教观念文学表达的延续。他以“真泰山”命名此石，将“取五岳真形之义”的文化想象注入其中，这种阐释方式深刻影响了后世对这块石头的理解。清人聂鈫《泰山道里记》沿用孔贞瑄之说，在记载这块石头时径称“孔貞瑄謂之真泰山，取五嶽真形之義也”，说明孔贞瑄的阐释已成为后世理解该石刻的标准路径之一。民国以来的泰山导游文献亦多引及。这说明，石刻题记不仅是一次性的书写行为，更通过后世文献的转述与引用，持续参与着泰山文化意义的生成。孔贞瑄的“一拳石”题刻，经由《泰山纪胜》的记载和《泰山道里记》的转述，从一处具体的摩崖文字转化为泰山文化记忆中的固定意象，其影响力远超题刻本身的空间范围。

（二）对士人思想史的启发

泰山石刻所呈现的“和一”模式，为理解明清士人的思想世界提供了独特视角。士人面对儒释道三教，并非在义理层面追求统一体系，而是在具体的书写实践中实现精神融通。他们选择在道教圣地题写儒家经语，在佛经旁镌刻儒经，在碧霞祠后题写“一拳石”——每一次书写都是对多元思想共生的具体实践。这种实践不以消解差异为代价，而以尊重差异为前提。崇德周干的“无考”与孔贞瑄的“有迹”，恰恰构成了泰山题刻书写群体的完整光谱：从无名士人的经语题石，到孔子后裔的景观命名，不同社会身份的书写者共同参与了泰山三教观念的文学表达。孔贞瑄以孔子六十三代孙的身份在碧霞祠后的道教信仰空间中题写“一拳石”，这一行为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它表明在明清泰山文化场域中，儒家士人并非以排斥他者的姿态面对佛道信仰，而是以参与、阐释、共存的方式，在多元思想格局中寻找自身的位置。

（三）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泰山题刻的“和三教”模式，对当代处理多元文化关系具有参照意义。它提示我们，真正的文化包容不在于抹平差异、制造统一，而在于承认差异、尊重边界，在价值层面寻求可相通的共识。经石峪的佛儒并刻、碧霞祠后的儒道共存、岱顶孔子庙由道士看守，这些看似“不伦”的安排，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深层智慧。少林寺碑的“合一”取向固然表达了一种理想化的文化愿景，但泰山石刻的“和一”实践提供了更为切实可行的路径：不必强求教义的统一，只需在价值层面达成共识；不必消解各自的身份标识，只需在空间上形成共生。

当然，我们也应当保持历史的审慎。泰山文化本身存在“独尊”与“包容”的内在张力。“五岳独尊”的石刻，既彰显文化自信，也带有权威叙事。后世研究者，不能简单将泰山三教和一视作理想化的模板，而应当回到石刻原始文本，去体察历史中真实的士人思想世界。后续研究尚可系统梳理泰山题刻文本，辨析不同时代士人表达三教观念的差异，为碑刻文学与士人思想史研究，发掘更多石刻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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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德方，马依莎. 《万善同归碑》的“和合文化”内涵漫议[C]. 第六届寒山寺文化论坛论文集，2012.

Literary Expressions of Ming-Qing Views on the Three Teachings as Reflected in Mount Tai Inscriptions: Centered on the “Congming Zhengzhi” and “Yiquan Shi” Stone Carvings

FAN Fushun

(First-Class Researcher, Veteran Cadre Bureau of the CPC Tai’an Municipal Committee, Tai’an ,Shandong 271000)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Three Teachings in Mount Tai have mostly adopted perspectives of religious and regional cultural history,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dimensions of cliff inscriptions. Focusing on two inscriptions, “Congming Zhengzhi” (Intelligent and Upright) and “Yiquan Shi” (A Fist-sized Stone), carved on opposite sides of a half-person-high rock beside the path behind Bixia Temple, and drawing on other stone materials—the Confucian classics at Jingshi Valley, the Confucius Temple at the summit, the “Three Teachings Connected” niche at Sili Mountain, and the “Hunyuan Three Teachings and Nine Schools Diagram” stele at Shaolin Temple—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ree Teachings in Unity” from “Three Teachings in Harmony.” It argues that Ming-Qing literati did not seek doctrinal fusion; rather, through the literary medium of inscriptions, they achieved spiritual convergence on values of promoting goodness, valuing life, and upholding harmony while preserving each tradition’s boundaries. “Congming Zhengzhi” defines the deity through Confucian classical language; its inscriber Chongde Zhou Gan remains unknown, reflecting the social breadth of inscription writers. “Yiquan Shi,” inscribed by Kong Zhenxuan, a sixty-third-generation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and Director of Education in Tai’an, transformed a solemn divine declaration into literati landscape writing marked by self-reflection. The Buddhist-Confucian juxtaposition at Jingshi Valley and the Confucius Temple guarded by Daoist priests contrast with the Shaolin stele’s “Three Teachings as One Body,” revealing diverse forms of “harmony-in-difference” in Mount Tai inscriptions. The layering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inscriptions on one rock, and their lasting influence on later Mount Tai documents, offer valuable evidence for literati views of the Three Teachings.

Key words: Mount Tai inscriptions; epigraphic literature; Three Teachings in Harmony; Ming-Qing literati; stone inscription documents